从殖民者的词典中解放：巴勒斯坦抵抗的话语权斗争

“对语言的掌控，赋予人非凡的力量。”毕生为全世界受苦的人¹发声的弗朗茨·法农如此写道。今天，当“恐怖主义”这个词像无人机投下的炸弹一样，被精准地掷向巴勒斯坦人民的每一次反抗时，这句箴言显得尤为刺耳和紧迫。

尤其是2023年10月7日²那场直捣以色列殖民实体心脏的行动，在国际进步力量的视野中，它不是别的，正是一场英雄行动。这并非在美化暴力本身，而是在以其本来面目为其命名：这是被殖民者对殖民者据点的一次猛烈回击。然而，在帝国主义的词典里，这样的定义是被禁止的。殖民者要求被压迫者用他的语言来描述自己身上的锁链，然后惩罚他们竟敢撼动锁链时发出的声响。

让我们先清楚一个事实：以色列不是一个陷入“冲突”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由欧洲帝国主义势力植入阿拉伯世界心脏的定居殖民项目，旨在服务于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战略利益。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代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害怕中国，也害怕阿拉伯人民。以色列和福摩萨（台湾）是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基地。你们是大洲的前门，我们是大洲的后门。他们为你们创造了以色列，为我们创造了福摩萨。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³” 以色列扮演着北约在中东“不沉的航空母舰”的角色——监视和控制富饶的海湾石油产区、破坏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并为那些日后出售给全球压迫政权的武器和监视技术提供试验场。美国不仅仅是“支持”以色列自身；它依赖以色列来维持对第二世界欧洲工业国的能源的控制，并瓦解阿拉伯人民潜在的反帝国主义力量。

所谓这是一场“宗教纠纷”⁴的叙事，是帝国主义老掉牙的宣传套路。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从来不是犹太教（Judaism）；它是一种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它招募犹太人——特别是带有显著欧洲遗传和文化背景的阿什肯纳兹（Ashkenazi）和塞法迪（Sephardi）犹太人——去一块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充当定居者。与此同时，与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和平共处了几个世纪的米兹拉希（Mizrahi）犹太人，与他们的阿拉伯邻居共享着古老的黎凡特祖先血脉。他们，也本应是巴勒斯坦人——被殖民机器不仅剥夺了土地，更剥夺了身份认同。殖民者利用宗教来“分而治之”⁵，这与它在印度和塞浦路斯所做的如出一辙：人为根据宗教信仰撕裂一个民族，以便帝国能在其制造的“分歧”中实施统治。

今天，西方媒体坚称以色列的定居者是“平民”。但是，一个生活在用武力夺取的土地上、用着从巴勒斯坦村庄截流的水灌溉、被一部将犹太人至上地位写入法律⁶的国家所保护的人，怎能只是“平民”？诚然，这些定居者群体并非铁板一块：有特拉维夫科技公司的企业家，有城镇里的工薪家庭，也有依赖国家补贴的“正统派”社群。然而，无论他们阶级地位如何，每一个定居者，无论情愿与否，都参与了对巴勒斯坦人生存本身的剥夺。他们在被没收的橄榄树林上盖起房屋；他们在巴勒斯坦人被禁止通行的道路上通勤；他们的孩子在曾经是巴勒斯坦村庄的公园里玩耍。他们不仅仅是“移居来的人（people who moved）”——他们是殖民生产方式的代理人，这种生产方式从原住民手中夺走了最根本的生产资料。马克思在《资本论》题为《原始积累的秘密》一章中写道：“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 ” 而在巴勒斯坦，超越这种形式的剥夺、对一切生产资料乃至生活资料的劫掠每天都在继续——不是通过贡赋，而是通过检查站、许可证、土地没收令、强制驱离和空中轰炸。

这就是为什么“殖民者”与“平民”的区别不是语义游戏，而是物质性的。当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战士攻击法国殖民者时，他们不会区分葡萄园主和铁路工人；两者都生活在被抢夺的土地上，都从原住民的剥夺中获益。同样，巴勒斯坦的抵抗组织，如哈马斯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他们的攻击不是针对“犹太人”，而是那个将人变成占领工具的定居者殖民体系。

各抵抗派别的战士们，恰恰来自那些最一无所有的阶层：拥挤难民营里的难民、轰炸后废墟中绝望的青年、被围困和屠杀所激怒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的阶级基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以及从被剥夺土地的农民转化而来的城市贫民——正是产生自75年殖民战争所造成的社会灾难。在民族解放进程中，除了锁链，他们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

阶级地位决定了人在殖民体系中的利害关系，也因此决定了他反抗的紧迫性与性质。巴勒斯坦抵抗的中坚力量，不是蜗居拉马拉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NA/PA），而是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学生、失业青年和难民。植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民阵线和民主阵线，早已看穿了周围海湾君主国和那些与帝国主义勾结的“阿拉伯反动派”的本质；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或杰哈德（伊斯兰圣战组织），其信仰虽为伊斯兰主义，力量却源于那些被压迫至社会最底层的群众。即使是在法塔赫——这个曾经的先锋队，如今向占领方不断退让和妥协——内部，也依然存在着拒绝与以色列“安全协调”、坚守“从河流到大海”理想的进步派。毛主席曾分析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在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历程中也是如此。对于今天的抵抗力量要紧的是，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巴勒斯坦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并非孤例。它回响在西巴布亚的群山中，那里的原住民正抵抗着由西方矿业公司支持的印度尼西亚的占领；它存活于廷杜夫的撒哈拉难民营里，那里的波利萨里奥阵线⁷正与摩洛哥的殖民主义战斗；它也共鸣于爱尔兰，那里的共和军曾被那个如今对加沙指手画脚的大英帝国斥为“恐怖分子”；我们也不应忘记日本在1930年代派往中国满洲的“开拓团”——那些为了帝国农业扩张而驱逐中国农民的武装定居者。这些剧本总是一样的：定居、隔离、镇压，然后将殖民者奉为“文明”的使者。

帝国主义“文明”的话语总是虚伪的，当哈马斯战士从建立在被暴力驱逐的巴勒斯坦村庄上建立的基布兹抓走殖民定居者“人质”时，他们被斥为“无差别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而以色列不经审判就监禁5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包括儿童、记者和民选官员——时，他们却是“涉嫌与武装组织有关”的“囚犯”，当以色列轰炸联合国的学校或加沙的医院，杀死数千人时，这轻描淡写为“附带伤亡”⁸。这不是新闻报道，这是意识形态战争。“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可以购买报纸，收买作家，贿赂、收买和伪造‘舆论’”，正如列宁所警告的，“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

围绕“两国方案”的争论是解决巴勒斯坦绕不开的话题，时至今日，大多数国家都将其视作“巴以冲突”的唯一出路。但是，认可它，就是认可1948年“大灾难”（Nakba）⁹的后果，就是承认被殖民的土地可以通过时间和暴力变得“合法”。它等于让巴勒斯坦人接受一个“班图斯坦”式¹⁰的国家，而以色列继续控制着边境、水源、领空和耶路撒冷。这不是和平，也不可能是“出路”，这是披着外交外衣的种族隔离。真正的正义要求彻底的去殖民化：所有难民的回归权，废除《犹太民族国家法》，建立一个统一、世俗、民主的国家，让穆斯林、基督徒和本地的犹太人等各社群成为平等的公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解放不可能依靠谈判桌上的妥协得来，唯有通过不屈不挠的人民战争夺取。

总有一天，巴勒斯坦解放的时刻将会到来。那些冒着以色列封锁为加沙运送药品和声援的“自由船队¹¹”和“全球坚韧船队”¹²；那些迫使西班牙、爱尔兰和挪威承认巴勒斯坦国的群众抗议；那些在德班和奥克兰码头拒绝为以色列货船卸货的工人们——世界各地“解放巴勒斯坦”的呼声与坚实的行动交织在一起，为这项事业点亮了跨越国界的星星之火。

为了巴勒斯坦的解放，我们必先解放我们的语言。我们必须称殖民者为殖民者，称占领为占领，称抵抗为抵抗。只有这样，被殖民者才能作为完整的人去言说、去行动。

正如法农所坚持的，去殖民化永远是一种暴力现象，并非因为被压迫者热爱暴力，而是因为除了武力以外没有别的手段。“阿克萨洪水”，不是恐怖的开始，而是对再也无法忍受的恐怖的拒绝。

大洲的前门正在被撼动——不是什么救世主，而是被一无所有者的拳头。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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